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否，与其心理素质、个性特点极大相关。在这方面，家庭对一个人从幼年的塑造至关重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钱学森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母亲章兰娟乃富贾闺秀，知书达理，温和博爱，宽以待人，想问题周到细致，深恩熟虑，还有着超人的数学天赋。在钱学森牙牙学语时，母亲就教他背古诗词，从“春游芳草动”，直到唐诗宋词，而他则是一学就会。往往家里来了宾客，让他背诗词是常有的“节目”，而长得聪明可爱的小学森的“表演”住住总能让客人们惊叹下已，称赞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前途下可限量”。每当钱学森回忆起几时那些令入难忘的往事时，总是激动地说：“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下断的影响。”

    钱学森也多次向人们谈起：“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父亲。”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乃书香门第，谦恭自守，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孜孜不倦地辛勤于教育救国。钱学森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也得益于他父亲从小的启蒙培养。每逢寒暑假，钱均夫都要送儿子拜名师补习各种功课。比如补习过伦理学、矿物学、音乐和绘画等等。

    钱学森从小就喜爱画画儿，于是钱均夫就送儿子去向美术老师高希舜学画国画。高希舜可不是一般的美术老师，他后来成为我国国画大师，还是毛主席的朋友。钱学森不仅学得认真，而且很有作画的天分，有几幅画作曾得到高老师的夸奖，他自己也很得意。钱均夫将几子的画裱好，或赠亲朋好友，或挂在杭州老家的客厅里。可惜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沦陷，那几幅画也没了踪影。

    钱学森不是画家，却绘得一手漂亮的丹青。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作品”被丢失也并不在意。但是，他的一位本族远亲钱学文老先生说，他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看到钱学森作的画，他想高价购买，但画主人认为那是无价之宝，拒绝出售。

    正是这样全面开发，全面培养，全人格的发展，造就了钱学森下屈下挠、追求完美、关心社会、上进敬业的品质。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父母也只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努力上进，学成回国为社会做出贡献，成为顶天立地的人，没有传统的“反哺报恩”的期待。这样祥和的家庭使钱学森养成了谦虚、谨慎、平易近入、思想开放、坚强、执著、不妥协的个性特征。这对钱学森的科学技术生涯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学家个人成年之后建立的家庭是从事学术创造的重要的小环境，对科学家的成就同样是十分重要的。钱学森家庭的祥和气氛从其先辈开始，一直延续到他今天的家庭。钱学森的岳父、现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与钱均夫是同窗好友，契约兄弟，蒋钱两家是世交。他的夫人蒋英教授，近60年来一直是钱学森辉煌事业的另一半。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入。”钱学森在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仪式上深情地讲道：“下面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对我的爱入蒋英同志的感激。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5年间她管家，蒋英同志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下能忘。”那几年，钱学森一家一日三惊，为了摆脱警察骚扰他们经常搬家。在那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蒋英作为忠实伴侣，与他相儒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无比的勇气和力量，终于苦熬到了归国的这一天。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而只是在外交努力下‘奉送’回国的。”如果没有蒋英的鼎力支持，钱学森能否集中全部精力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探索，那是难以想象的。

    钱学森晚年多次对入们讲过：“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漠（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很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高中毕业时我们已经达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所以，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后，钱学森感到学习很轻松。

    20世纪30年代是老上海交通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建国后入选两院院士的交大校友许多毕业于这一时期，如钱学森、张光斗、张煦、张钟俊、王之卓等等。当时担任校长的黎照寰先生，要求学生在校“注重知识的获得，身体的锻炼，道德的修养，充分准各一切，务使成为一个完全的入。”并正式提出了“智德体”三育并重的方针。

    对于交大的教学质量钱学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到了美国后我才发现，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实验课程的设置都完全一样。有了交通大学的基础，我在麻省的学习一点都不费力气，一年后获航空工程顶士学位。”

    钱学森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曾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历史、地理，他文笔超凡逸俗，尤喜古典文学、诗书绘画，因而钱学森自幼在家里耳濡目染，陶冶出广泛而高雅的艺术情操。直到钱老先生晚年，仍以抗日战争时代残存的历代名入字画，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予久别归国的儿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回忆起70多年前自己学习书法时的情景说：“记得我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级主任于士俭老师教我们书法课，小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等入的字帖临写，老师如果看学生写得下太好，就坐下来，照着字帖临写一个字，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什么体的字，就极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他回忆说：“后来上了师大附中，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暑假里开办暑期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画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下错。国文老师是董鲁安，他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三年级时，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上课时，他用一部手摇的机械唱机（当时没有电唱机）放些唱片，教我们学唱中外名曲，欣赏各种乐曲，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后夹，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业绩展览馆”里至今珍藏着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参加口琴队、管乐队、雅歌会等文艺团体的记录，说明钱学森从学生时期就是一个兴趣广泛、注重全面发展的有抱负的青年。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大师，和他注重全面发展是分下开的。

    从科学史上看，凡是在一个时代，在某一个科技领域处于前沿的科学大师，他们的知识构成都不是畸形发展的，他们不是只懂自然科学知识而无人文修养的。在受初等教育阶段是一个人步入人生的开始，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打下较好的人文科学基础，不仅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塑造比较完善的精神品格，可以使一个人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了解壮会、了解世界，形成独立的见解，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入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对一个人涉足社会以后会减少大的心理落差，更好地适应人生。钱学森认为：广泛的兴趣奠定了自己日后丰富的思想生活，他的中学时代，比目前国内一般的中学生有思想、有学问。有志于献身自然科学的年轻人，在其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人文科学的修养，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攀登科学高峰的问题。人文科学的修养不能靠速成，而是靠日积月累，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关键时期。

    要说钱学森天赋高，他是从不承认的，但他做出的超人的事确实是不胜枚举。在美国时，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道很复杂的动力学题，大家都做不出夹。一位中国留学生叶玄去请教钱学森，他作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将这一复杂运算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此题便迎刃而解了。叶玄后来留在美国做科研工作。1989年叶玄先生回国，再次见到钱学森时，问他当时怎么想得那么巧：“这么复杂的运算，到您手里就变得那么简单了？”钱学森淡然一笑说：“那算不得什么，小技巧而已。”另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部分人不及格。这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下满，大家认为这样的考试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位教授在有意使他们难堪。经过讨论和酝酿，一部分学生决定去找教授说理。当学生们来到教授办公室门口时，却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贴在门上，卷面用钢笔书写得工整清洁，每道题都完成了，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圈改和涂抹的痕迹！前来评理的学生一下子泄了气，不敢再去找教授了。冯·卡门经常自豪地对人们说：“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又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另一个就是中国。”这后一断语显然是冯·卡门结识钱学森后作出的。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或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允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1936年金秋10月，钱学森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千里寻师，来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很幸运，冯·卡门这位以学凤严谨著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境破天荒地接受了他。

    在这里，钱学森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名师的悉心指点下，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建立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根据，为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三、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造就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钱学森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理论的冲击下，一方面，到处是新观念、新学说、新知识，社会环境富有生机，甚至连空气都是格外的新鲜；另一方面，祖国的贫穷落后，以及“东亚病夫”的形象，深深地刺激着他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他的思想早熟埋下了种子。通过广泛地吸取先进文化的养料，他萌发了改革壮会，拯救民族的理想，他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含：人当勤奋努力，才能改善国家的现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使国家强盛而努力。

    蒋英教授对她的丈夫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入瞧不起中国入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钱学森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钱学森当即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吉头。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到学期末的成绩不仅超过了全班的美国同学，也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而且仅用一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从此，同学们谁也不敢小看钱学森这个中国人了。

    钱学森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心底盘算着回归刚刚解放的担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回到祖国竟历尽千难万险，经历了长达5年多的折磨。钱学森对他夫人说：“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在这5年里，钱学森受到了拘捕、特务的监视等种种迫害。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没有改变钱学森回归担国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955年9月17日，万劫不泯的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里兰夫总统号轮船踏上归途，他在码头上回答记音的提问时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担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在场的人们注意到，钱学森在这里特别加重了“尊严”（dignity）一词，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磨难！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最终回到了新中国。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际科技难题，一干就是几个月不回家。几十年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惊喜。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无论是在国家发展顺利时期，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以满腔热爱担国的深情、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党、国家和人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

    钱学森在回顾他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在美国的20多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各，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这种报效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驱使他更加勤奋学习和工作，以致在祖国的科学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9年8月7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钱学森，祝贺他荣获“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等称号时，江泽民总书记对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年钱老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些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妄自菲薄。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下光要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那种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钱学森说过，他这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其中，第一次激动是1955年夏天美国政府同意他回国的时候。钱学森在受奖仪式上回忆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和蒋英带着幼几园年纪的几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的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钱学森对数学和计算机的重视由来已久，他认为：“研究技术科学就离不了作为人们理论工具的数学。”空气动力学是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是数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相互渗透、交织发展形成的。为了打好基础，根据冯·卡门的提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补上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复变函数、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基础理论课程。同时，遍读世界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最新文献。这样，钱学森每天学习和工作达十几个小时。经过三年的努力，1936年，钱学森转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钱学森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是航空系的研究生，但数学系的课他也去听。当时数学的前沿，如复变函数等他都进修了。1939年钱学森取得了航空、数学双博士学位。钱老曾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打下了数学基础，以后数学的进展他都能跟上。

    冯·卡门高兴地看到，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钱学森已是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极好的数学天赋、能够准确地洞察自然现象中的物理本质，并用数学方法加以提炼，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事实上，钱学森已成为冯·卡门最宠爱的学生和助手。1939年，钱学森运用精深的现代数学理论，在研究高亚音速流动时，考虑空气压缩性影响，在流速、压强、密度三音的关系中，大胆引用了一个假设，克服解偏微分方程遇到边界条件上的困难，得出了重要结果，并为实验所证实，被列为空气动力学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而命名为“卡门-钱学森公式”。20世纪50年代初已将这一成果编入各国空气动力学教科书。儿时的钱学森，已经驰骋在科学事业的巅峰之上。

    钱学森对数学的成功运用，凡是看见过上世纪90年代从美国返送回来的15 000多页钱学森的手稿，或者看见过后来出版的徽学森手稿一书的人无下为之震撼。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吴应湘研究员看过钱学森这批手稿后动情地说，是的，人们很难将这些工整的书写、严谨的推理、细心的演算与“手稿”联系起夹，尤其是这样的特征不是只体现在一页两页而是贯穿全部手稿。面对它们，我们无法抑制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钱学森手稿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数学公式推导之后，必然有数字演算，以表明理论结果不仅逻辑上站得生，而且数值上也与实验结果或实际经验相符。手稿上清秀工整的字体、按照标准严格书写的运算公式和计算公式及规范化的列图制表等特征，人们似乎找到了他的成功的奥妙。

    《钱学森手稿》一书的责任编辑金山同吉这样说：“当我一页页地翻阅钱老的手稿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一页页手稿，下再是一页页简单的公式运算和数字符号，那分明就是艺术家手下的一件件艺术品。”

    所谓成功地运用，就是指能够驾驭数学，使数学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而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钱学森在1957年发表的《论技术科学》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除了掌握现有的数学方法以外，还必须经常注意数学和计算方面的发展，要能灵敏地认出对技术科学有用的新数学和新算法，快速地加以利用。他还指出，实际上技术科学中的数学演算一般要比自然科学多，有时多得成了工作量的主要部分。一项好的技术科学的理论研究，它所用的数学和计算方法必定是最有效的。但同时他又告诫说，不能误认为数学是技术科学研究的关键。关键是什么呢？他说技术科学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认识包括确定问题的要点在哪里，问题中那些是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了解其机理。在把问题认识清楚以后，下一步就是建立数学模型。模型是根据认识简化问题本质的表达。再下一步就是数学分析和计算了，这一步工作出现在科学报告中的主要部分，但下是技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创造部分。它的功用在于通过它才能使我们的理论和事实相比较，考验我们的理论。钱学森的这些思想，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钱学森不仅拥有一个广阔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他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艺术修养很深。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刻、书法，以及建筑、园林、工艺美术等等都用心地体会过，并且十分热爱，常有独具特色的见解。70多年来，在他攀登过的崎岖的学术山路上，下仅留下了他探寻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跋涉的足迹，也留下了他富于想象、灵活创新的艺术情趣。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钱学森的课余时间除了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圆号以外，还经常去听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政府）乐队演奏的音乐会。后来，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的前期，他的研究与生活，同样充满了朝气和艺术情趣。是音乐把他与马利纳等几个年轻的“火箭迷”结台在一起，成为知已的。假日里，他们常常一起到洛杉矶音乐厅去听洛杉矶交响乐团的演奏，让思绪随着美妙的乐曲任意飞扬。有时大家坐上马利纳的破旧老爷车到海滨去玩，欣赏那辽阔的海天，追逐那汹涌澎湃的波涛，拥抱大自然。这些对他个性的发展，思维的成熟及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大有裨益。

    现代的研究表明：艺术与科学在深层上是相通的。艺术，尤其是其中的严肃音乐与科学创造关系十分密切。鉴于钱学森在这一方面是个极为典型的范例，下面特意谈及一点严肃音乐与科学研究渊源。

    从20世纪50——70年代，美国、苏联和日本三国互相追赶，竞争的焦点是教育的改革。当时的苏联很注意美育，认为美育能激发人的幻想，开拓思路，全面发展人的心理和个性。美国发现了它的音乐教育太陈旧，对其作了调整和改革。英、德、澳、日、瑞士等国都很注意发展音乐教育。从国内外的一些实验考察看，音乐确实能促进入的智力发展，明显地提高学习效卒。音乐能培养人的形象思维、直觉、灵感等，这恰好是科学创造中的重要因素。音乐能培养人的审美感，而对美的追求是科学探索的重要心理因素。音乐能培养人的创造激情，能促使科技人员进行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音乐能陶冶情操，培养人的集体协作精神。爱因斯坦早就论及过艺术——特别是其中的音乐——与科学工作的内在联系。他说：“有一点我确信不疑：真正的艺术应该产生于创造力丰富的艺术家心中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在恩斯特·布洛克的音乐中我能感受到这种激情。”“音乐并下影响研究工作，它们两者都从同一个渴望之泉摄取营养，而它们给人们带来的慰藉也是互为补充的。”

    20世纪60年代，脑科学发现，引起情绪和记忆的关键动力是一种称为脑肽的物质。目前人们认为脑肽可能是通过对情绪的调节而起作用的。这种调节是改善记忆力、注意力和智力活动的关键。有些音乐可能诱发出良好的情绪，以激发大量脑肽物质的释放。所以，音乐可以滋润和启发右脑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促进左脑的逻辑思维，给左脑以逻辑思维的物质调剂。这就是目前人们认为音乐促进科学创造的脑生理机制。

    钱学森在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仪式上郑重地讲道：“我干什么的大家知道了。蒋英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沉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合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钱学森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思维科学的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相反，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在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了家，而其实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与艺术，“冷”与“热”的结合，这或许就是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艺术家的智慧之源、创新之源、成功之路。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中，有的自己爱好音乐；有的主要亲属中有爱好音乐或精通音乐的。如伽利略、笛卡几、达尔文、奥斯特、麦克斯韦、托马斯·杨、拉格朗日、赫尔姆霍兹、阿兰·孔耐、爱因斯坦我国古代的沈括、现代的李四光，以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等等。

    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年，时刻把握着有关学科脉搏的跳动，掌握着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动向。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岁月，是钱学森创造力和灵感迸发的黄金时代，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发表了许许多多的不朽之作。从这里，我们便不难想到最新科学成就对钱学森所起的激励与推动作用。

    1985年1月28日，钱学森在一次报告中说：“我认为信息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可是，在我国科技信息是很下灵的。我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我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想法，如果在我这个行业有了一项科研成果，并且发表了，而我在一个星期内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就是失职了。”“信息情报工作做不好，即便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率很高，也会由于信息不灵，得不到好的社会效果。”

    钱学森在重视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浏览空气动力学和世界航空理论核心期刊，研读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各国文献的同时，却又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应被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

    钱学森主张，在研究课题确定之后，第一件事是掌握所有有关这个课题的资料和现况，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因为，基础知识也好，资料和情况也好，仅仅是工作的准备阶段，还不等于研究工作本身。他说：“把这些资料印入脑中，记住它，为做下一阶段工作的准备，下一阶段就是真正创造的工作了。创造的过程是：运用自然科学的规律为摸索道路的指南针，在资料的森林里，找出一条道路来。这条道路代表了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对现象机理的了解。也正如在密林中找道路一样，道路绝难顺利地一找就找到，中间很可能要被不对头的踪迹所误，引入迷途，常常要走回头路。因为这个工作是最紧张的，需要集中全部思考力，所以最好不要为了查资料而打断了思考过程。最好能把全部有关资料记在脑中。当然，也可能在艰苦的工作后，发现资料不够完全，缺少某一方面的数据。那么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就得暂时把理论工作停下来，把力量转移到实验工作上去，或现场观察上去，收集必要的数据资料。所以一个困难的研究课题，往往要理论和实验交错进行好几次，才能找出解决的途径。”

    钱学森是一位逻辑严谨、学术思想活跃、富有科学预见性和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他始终站在科学技术的前沿，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科技工作者们一起研究、探索，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冯·卡门原在德国哥廷根（Gttingen）大学执教，他来美国，把德国哥廷根学派的良好学风带到了美国。他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学术研讨会（seminar）。这些活动强调学术民主，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观点。这给年轻的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刚刚念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钱学森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一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事后，冯·卡门问钱学森：“你知道你是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塞斯（von Mises）。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在另一次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却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让。冯·卡门十分生气，便把钱学森拿给他的论文稿住地上一丢，拂袖而去。老师走后，钱学森默默拾起稿纸，内心并不屈服。在科学问题上，钱学森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然而，事后这位世界大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在那个问题上，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上班，他便亲自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角落的钱学森小小的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给钱学森行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吗·卡门的博大胸怀令钱学森十分感动，并终生难忘。钱学森回国后，一直大力倡导在学术上要发扬民主，并身体力行。

    “文革”前毕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前三届学生都记得，钱学森非常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他曾经指出：“一个技术科学工作者的知识面必然是很广阔的，不仅知识广，而且他还必须要能够灵活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夹，创造出有科学根据的工程理论。”“要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去，是一个非常困难、需要有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学生的课余科研活动，如58级的人工降雨火箭研制，59级的冲压式发动机的研制等，都是当年钱学森提出的题目。这些活动有效地培养了学生敢于创新的精神，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令钱学森高兴的是，到2000年，他亲手培养的近代力学系的前三届学生中，已有5位杰出者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家不仅要个人自由思考，独立钻研，也需要组织起来共同活动，互相保持密切的学术思想的交流或科学研究的合作。这种交流与合作使科学家们的灵感得到充分的激发，使他们各自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钱学森的切身体会是，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与别人的台作与交流，只是自己埋头苦干，视野就不会开阔，就难免有局限性，就会走弯路，出偏差。

    钱学森经常和周围的同志讲：“我特别欣赏冯·卡门亲自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 ）：每次先由一位作40分钟主题发言，然后开展一个多小时的学术讨论，最后由冯·卡门用15分钟作小结。发言者大都观点明确，思维敏捷，语言精练；不管是权威、教授或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做到学术民主。这些学术活动教我怎么探索未知，也给我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钱学森认为，这种多学科的讨论会，它可以让不同学科的科学家知道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向，彼此受到启发，保持广泛的兴趣，对于沟通各门学科，促进科学的发展大有益处。

    我国载入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常常和人们讲起：“1964年，改进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运抵基地，准备进行全程飞行试验。由于当时的气温过高，发现试验可能达不到预定的射程。经过对液氧温度的重新认识，改变推进剂混台比计算方法后，我向有关领导指出：泄出600kg酒精，减轻导弹的熄火点重量。可以使导弹达到预定射程。这与一般想要增加推进剂的思路正好相反，所以大家开始都不同意。可钱老听完我的汇报后，立即决定采纳我的意见。结果这次试验获得了成功，此后的几次试验按照改进的混合比均获得成功。”

    在回顾领导航天事业技术决策的具体办法时，钱学森明确指出：“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愕、黄伟禄、梁守巢、庄逢甘等几位总工，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夹，共同研究解决。不同意见，尽量发表。但是，议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可见，钱学森深刻地认识到：专家集体是正确决策的智慧源泉。

    在总结我国航天科技开创与发展时期的经验教训时，钱学森语重心长地指出：“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周总理和聂帅具体组织实施，他们采取什么办法组织实施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呢？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一是真正发扬民主……二是高度集中……我在周总理和聂老总领导下做技术工作，做技术决策，也按周总理和聂老总的办法，实行民主集中制……由于我们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且是真正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所以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在钱学森离开航天科研第一线领导岗位后，他仍然不断提醒新一代领导人要注意“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1996年7月16日，钱老给航天集团总公司刘纪原总经理的信中写到：“您信中说今年10月将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40周年，并嘱咐我写几句话。我对航天事业已经发表过许多文字，现在回想起夹，最重要的实在只有一句话：我们航天事业的科技人员在周恩夹总理和聂荣臻元帅领导下，贯彻了民主集中制，我们今后仍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他殷切地希望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航天事业的宝贵财富发扬光大。这是钱学森发自内心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美德的表现，也是钱学森深刻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实施正确决策的制度保障。

    一个人的成就，离下开与周围环境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一个在科学上有巨大成就的人固然必定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个性与创造性是等价的。个性特点可以使人能够洞察周围事物的不完美，对完美的追求才导致创造；凡是创造也必定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没有个性特点的所谓“创造性”成果，是不成为创造的，但是，个性特点与适应环境、适应社会不是对立的。当然，适应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的正义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是非观、正确的思维方法去认识、改造社会环境。几十年来，钱学森一直强调科学家要掌握科学的哲学，1956年他就对《中国新闻》记者洛翼讲过：“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夫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钱学森认为，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是得益于社会生活实际，得益于广泛博览。社会的变迁促进了他思想的成熟。

    钱学森不仅以其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得到世界的公认，同时也伴随着许多独特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同许多科学大师一样，对自然的和谐、完善有一种强烈的审美追求。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应当是完美的与和谐的。这种和谐、完美源于自然界的固有特性。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他能够在科学技术领域执著的追求，致力于对这种美与和谐的探索，终于取得为世人称道的成就。

    人生观的形成对一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人生观确立的正确与否将决定一个人一生事业上的成败。钱学森认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世界观、人生观往往会影响他从事科学工作的结果和成绩。世界观、人生观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态度和观念。钱学森在思想上是一个早熟者，他从青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要认真地生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为科学献身”的信念。1980年，钱学森在《郭永怀文集》的后记中写道：“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这段话也正是钱学森自己的生动写照。

    1940年，钱学森进一步将能量跃变原则推广应用到更为广泛的柱壳的情况。他为了求取圆柱壳屈曲的临界载荷，寻找壳体可能达到的位形，进行了大量推导和演算，手稿长达800多页，然而正式发表的论文却只有10页。在完成这项研究工作时，钱学森在存放手稿的信袋上用红笔写下了“Final”，即“最后的定稿”。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他意识到理论仍有不足之处，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因儿他又立即写下了“Nothing is Final”这几个醒目的字，其中含有深刻的哲理，充分体现了钱学森的世界观和科学观。

    钱学森在许多场合强调：“人民给了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责任再把科学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们义下容辞的壮会义务。”事实上，也只有生活中不妥协的人，在科学研究中才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人们常常问：“是什么力量或个人的特质使你努力不懈地坚持科学研究的？”他回答：“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努力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他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是他一生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也是最好的回答。

    钱学森的世界观、人生观确实都贯穿在他的科学技术工作实践中。他特别注重实践，比如，他在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中总结概括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比世界各国同时期或稍后出版的同类著作更接近实际，不仅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现代控制理论的蓬勃发展，并在1968年美国阿波罗成功登月中起到了很好作用。钱学森认为，解决实际问题要考虑更多的约束因素，这比理论更复杂。但同时也由于问题的特殊性而使人得到启发，找出解决的办法。只有通过结合实际的研究，才能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也是钱学森经常对年轻人的谆谆教导。

    钱学森虽然并不是抓每一项具体的技术工作，但在每项技术工程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今天，由于身体的缘由，他下可能坚守岗位，但他一直心系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科技工作者也处处可以感知他的存在。几十年来，他亲自指导和帮助过的中青年科技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钱学森是一位不服老的老人，也是一为闲下住的老人，他以90多岁的高龄继续担任着中国科协的名誊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高级顾问。

    80岁时的钱学森在受奖仪式讲了这样一段令人折服的话：“……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我怎么样，还有侍于将来吧。所以我想，我还要努力。那么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今天向各位领导，向江总书记，杨主席汇报。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假设我们把这个科学体系建立起夹了，就跟放卫星一样，完全可以用来成功地建设壮会主义……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

    2002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主持出版了一套《院士成才启示录》（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其中收入了钱学森的回忆文章《学有成就，立志报国》。他在该文的末尾写道：

    “回顾过去固然重要，但我却更乐意展望未来，想想科学技术在今后会有哪些重大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些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乃至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嘛。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并正在经历的，是由电子信息技木发展所引发的信息革命。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通信网络的建设，已使信息革命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造着人自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消失。所以信息革命是又一次产业革命，即我所说的第五次产业革命。

    “我们还应该看到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大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及菌物）、水和大气，建立农、林、草、海、沙五种综合种植，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六次产业草牛。这次产业革命将不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审，而是发生在农村，使农村变为小城镇，城乡差别消灭了，工业与农业的差别消灭了。”

    纵观钱学森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他一生都在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地耕耘在广阔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机遇往往只属于那些有着长期的特殊准备，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们。钱学森获得了机遇，抓住了机遇，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