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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革命”是指：基于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新型先进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取代旧式落后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认知革命”包括“认识方式革命”和“知识形态革命”两个部分。

认识方式是指人类通过感知、思维、记忆等心理活动认知事物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形式。认识方式具有个体性、群体性、时代性，认识方式的个体性体现为个人习惯性认知形式，认知方式的群体性怎体现为群体认知的同一性形式，认识方式的时代性体现为人类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性的认知形式。认识方式来自于人类主体的自然实践，它并没有好坏对错的区分。知识形态是指人类通一定的认识方式认知事物时所形成的知识内容界结构形式，比如哲学、科学、宗教、中医等。知识形态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每种知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规则和判断标准，同一种知识形态的规则和判断标准只能适用于本身，却不能不能适用于都其它知识形态。知识形态与认识方式相适应，它具有地域性、群体性、时代性等特点。

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在于：基于宇宙不断演进的推动，人类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也应是不断更进的，并由此导致人类文明形态的不断更迭，古代的朴素经验知识方式代替了原始人的直观感觉方式，近代科学和哲学则于近代更替了古代的朴素经验知识方式，但近代科学和哲学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也不能例外，它必然会被新型认知方式和知识形态所更替。比如，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最高的知识形态，当近代科学出现后，它们便成为过去时并让位于科学，科学也会面临被代替的命运。

“认知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它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是人类各种社会性变革的总根源，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带动人类在意识形态、政治、生产力、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变革，从而促进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改造的能力，使人类取得巨大进步。“认知革命”历史作用虽然巨大，但引发革命的因素往往仅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事物方面，这在文明社会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确立了完全形式思维的认识方式及文字符号化知识形态，导致了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中国殷商时期的《周易》确立了中国古文明意识形态，导致了了以阴阳五行学、儒学、中医等中国国学知识形态；耶稣的传教及《新约全书》导致了基督教及其经院哲学的主导认知地位，欧洲以这种认知方式主导中世纪1千多年。近代以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及数学演绎法，不仅确立了近代哲学的基本原则，还导致了近代科学作为新型知识形态的产生，由此引发了以科学和哲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文明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并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科学技术革命，彰显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不过，由于宇宙不断演进和认识发展的规律性的制约，以科学和哲学为主导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新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所代替的命运。20世纪末期，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以往的包括哲学、科学、宗教在内等所有知识形态日益彰显出其越来越严重的局限性和负面性，人类业已很难再通过这些知识形态获得重大突破，这表明旧有的认知形态已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信息时代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更加先进的崭新知识方式。一直倡导科学转型论的普利高津就曾说过：“我们正处在科学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走到了伽利略和牛顿所开辟的道路的尽头”（伊·普利高津，确定性终极，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种种迹象也表明：新的“认知革命”山雨欲来，而中国将最先担负起历史重任，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力。中国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千年文明历史积累，同时也经过西方文化的严峻洗礼，而今中国已经悄然觉醒并在世界舞台上独立风骚地强劲地发展，中国已经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新的风向标，中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历史也由此而赋予中国掀起新型“认知革命”的重任。

其二，中国科学体制的压迫引变革力量的产生。近代以来，科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科学以此开始居功自傲、目空一切，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最正确的，甚至把科学视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科学伊然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动辄科学如何如何，非科学的就是荒谬的非真理的不可取的，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表现为最突出。中国对科学的迷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科学已上升为观念性的标准，形成了科学就是一切、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的绝对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科学通过建立自己的标准体系开始肆无忌惮地打压其它所有的知识形态，出现了许多方舟子、李敖、何祚庥等所谓的“打假斗士”，中国的中医、国学等古代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开始被无情地惨遭批判，并毫无道理的给所有非科学的知识形态套上“伪科学”的帽子。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利令智昏的固步自封地步，完全不明白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完全忘却了科学本身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发展的环节，忘却了科学越来越严重的巨大负面作用，忘却了科学已使人类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忘却了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忘却了科学的支离破碎和越来越大的内部矛盾，忘却了科学只是知识形态的一种普通方式而已，忘却了科学必将会被新的更加先进的知识形态所更替的历史命运。中国科学正在关闭自己的大门，压制其它认知方式成为主流，拒绝自己控制的主流媒体发表其它知识形态并拒绝合作交流。中国科学表面上提倡学术自由，但实质上这种自由仅仅限于科学这种唯一的知识形态，其所作所为不亚于“十年文革”，也很相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对权威行径。科学的上述所作所为是十分危险的，这不仅封闭了自己的发展，也关闭了人类寻求其它出路。中国科学及其体制正在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严重压制其它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发展，这必然最终造成要求进步人士的反抗。面对这种局面，一些人开始反思科学的局限性和负面性，批判相对论、力学体系等理论，甚至还成立一些独立于科学体制之外的专门学术组织，以对抗科学体制的垄断地位；反思西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反对在中国套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模式。由此，中国激发了对以科学为代表的旧有认知方式的变革力量。

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各个方面蕴含着巨大的对认知方式进行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中国即将首先发起针对以科学为代表的旧有知识方式的革命。不过，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次革命更深刻的实质，而仅仅是在科学的范围内局部变动，连普利高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更深层面的意义，他只是意识到了一种新型科学的诞生：“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他们认为：其它认知方式与科学一样具有求真务实精神，故也应该归属于科学。这说明，包括普利高津在内的一些进步学者仍然不能跳出科学主义的束缚并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这一问题，而是继续沿用旧有的科学思维方式，将新的知识方式圈定在科学的范畴内，这是不利于人类认知方式的改进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认识到认识方式的时代性。另外，科学虽具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但当科学开是把自己视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开始大肆挞伐异己的时候，科学就不再与其它认知方式共融了，而是变成了压制进步力量的旧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强行将先进的认知方式纳入科学体系，既妨碍先进认知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将以科学为代表的旧有知识方式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地改造，并创新更加先进的认知方式。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类的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而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所谓横断科学的诞生也为新知识方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中国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已经开始认清历史发展方向，他们意识到：信息时代的来临将意味着一种以信息理论为特征的新型“认知革命”的开始，而且这次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历次“认知革命”，而是对以往所有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的彻底性超越和根本性变革，是一次对以往所有认识方式和知识形态的大统一性的融合贯通。由此，他们开始着手用信息理论进行新型认知方式的完全性大统一构建，掀起了史无前列的新型“认知革命”。与以往历次认知革命相比，此次革命是最具彻底性和根本性的，故发轫于中国的这次革命必将在各个方面引发最深刻的世界性革命，从而极大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国将再次迎来绝好的发展机遇，而人类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新文明时代！